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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岁的母亲走到了人生的十字口。面对未来，她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万状，这时有人也好心劝她：你妈妈退休了，岸青身体也不好，孩子正上学，你还是当个家庭主妇吧。再说，你吃不愁穿不愁，仅一个儿媳的头衔和，走遍天下无难事，你就知足吧！
父亲在书房看书，母亲盯着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她边看边开始沉思默想。
忽然，她从父亲从前编译的书里得到了：“我的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爸爸虽然走了，但他和老一辈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并不因此而倒退。爸爸一生创立的伟大学说、领导的伟大实践、尝试的伟大探索与日月同辉，与世。他坚定的理想、丰富的思想内涵、高超的指挥才能、强大的人格魅力、不屈的民族气节、昂扬的战斗，都给中华儿女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他的一生为国为民，大公；他的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他的一生学用一体，创造创新……这份金灿灿沉甸甸的遗产，首先应该由毛家后人来继承、来学习、来研究、来实践……”
母亲眼前豁然一亮，一下子找准了自己后半生奋斗的方位：做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思想的小学生、宣传员、员，让更多的人从儿媳的角度，去近距离地认识生活中的，一个感情丰富、有血有肉的，一个文武双全、如一的……
万事开头难。母亲眼前的爷爷不仅和蔼可亲、谈笑风生，而且有一种大山高不可攀、大海深不可测的感觉。毛家人的家史，爷爷诞生的时代背景，爷爷的童年和青少年，爷爷在初期的活动，爷爷与五四运动，爷爷与中国的创建，爷爷与工人运动、农动、武装斗争……母亲列了一长串问题，而要回答每一个问题，似乎都是一项的工程。
爷爷的一生像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母亲要寻找这部史诗的源头——爷爷怎么由一个韶山冲地地道道的农家孩子，成长为摇山撼岳的民族救星、翻江倒海的时代先锋、的历史巨人！
书到用时方恨少，此时的母亲顿时觉得自己的知识那么贫乏。仅靠零碎的生活积累和表面化的感性认识，根本无法破译爷爷和他领导的人共同创造的时代伟业的密码。爷爷时，母亲的确读了不少老人家的著作，也有很多的体会，但那大多还停留在子女对父亲的与，还只是局限于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级阶段。
开弓没有回头箭。母亲与父亲构思着一个庞大的资料搜集计划，外婆也参与其中出谋划策。此后，母亲就不时地往返于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凡是涉及爷爷的出版物，或借或买，都要想办法去查看。此外，母亲和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根据地联系，得到他们的帮助。她还利用看望党和国家领导人、老红军、老英雄的机会，向他们汇报情况，请求指点。她还走访曾在爷爷身边工作过的卫士、医生等，了解老人家晚年的工作生活情况。慢慢地，她陆续搜集到了许多解放区、红色根据地、区甚至时期的资料，包括民间手抄本以及国外有关爷爷的出版物。这些资料堆满了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而外婆和父亲又是最的图书管理员，配备给外婆和父亲的工作人员（包括我在内），也主动当起了搬运工……
母亲静下心来，一头钻进了这些宝贵的资料里。书桌上、书架上夹满了，偶尔发现一个新资料，她便啧啧感叹：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特别是对爷爷青少年时代的珍贵文献，她更是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专门保管在一个柜子里。而读书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摞起来差不多堆成了小山。而且她读书速度越来越快，在字里行间寻找着有价值的线索。
母亲发现，爷爷小时候上私塾读的照例也是《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爷爷“”、“五经”，还似的对《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传》等产生了极大兴趣。他还特别喜欢指挥和光着的“猴孩儿”和“牛”。
母亲发现，1910年爷爷离开韶山之前，读过《盛世危言》那样的关于时局的书，却没有见过一张，也不清楚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几乎没人提起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党人的活动。韶山的闭塞和落后，社会组织的松散与迟钝，是那时候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
1910年秋天，爷爷进入湘乡县东山小学，不久他便以第一名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他在这里读了《史记》和《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世界英雄豪杰传》中，结识了、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外国名人，于是，世界向他敞开了另一扇窗口。
母亲又惊奇地在一份资料上发现，只有十七岁的爷爷在一张旧《新民丛报》“论国家思想”一文的空白处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之国家，为君主所制定，君主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这是迄今为止爷爷最早的记录。
爷爷还对同学萧子升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不是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得胜利，建立了美国吗？ 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干出一番事业来！”——这是十七岁的爷爷的“天问”。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很快也了长沙的起义。十八岁的爷爷随即投入军，到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爷爷赶上了这个清王朝、为民族出力的机会。尽管后来的让袁世凯窃取了，但爷爷学会了基本的军事本领并了解了新式军队的组织形式。更重要的是，在军营里第一次从《湘汉新闻》中学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辛亥成功了，半年后，爷爷决心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先后报考了学校、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等，最后确定去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半年后的一天，爷爷按照柳潜老师布置的“实切社会立论”作文，写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十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却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好事，没有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将提高到五十两。后来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兑现了赏金。人们这才相信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广。
爷爷在这篇作文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者失信于民和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中写道：“吾于名是知数千年来民智，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
这是爷爷早年现存的第一篇文章。全文仅四百多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四十多字，他写道：“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并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那时候，年轻的爷爷还从柳潜老师那里借得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从中看到了历代帝王断言、预测、惩、评判、纳谏、任用、征战、济民等方法，这使他开阔了眼界，从而逐步培养出登高远望、统驭全局的本领。
然而此时，省立第一中学已经容不下爷爷这匹桀骜不驯的千里马。他做出决定的那一天，不少师生大失所望，认为他脑子一定出了毛病——他的学业优异，而且学校和老师又对他寄予厚望。可他怎么就做出这个决定呢？他在想什么，到底要去哪里？
原来，省立第一中学呆板的教育模式和过于陈旧的课程，实在不能满足爷爷获得更多知识的。他头也不回地寄居到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徒步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一头扎进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的新天地。的《起源》、卢梭的《民约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都为他敞开了一扇扇明亮的窗户。他惊讶地发现中国界上的真实，他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理应为中华崛起而努力……后来他自己回忆说：“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地读，猛烈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母亲对爷爷这一时期进行了总结：爸爸在私塾时就学完了大孩子才能读懂的文章，上小学时已经博览了大人也不容易啃动的书籍，上中学时研究了历代帝王的学问，二十岁时就敢于挑战，打破常规，与世界巨人对话。这些超群的品质、超凡的胆略、超前的举动，对他以后的活动和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后来他许多认识世界、世界的行为方式，都可以在他二十岁以前找到影子。
1913年春天，爷爷因为经济拮据不得不放弃苦行僧式的自学生活，报考了不收学费的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
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这里有一批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教师，如我的外曾祖父杨昌济以及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等。爷爷在这里还结识了蔡和森、张昆弟、周世钊、李维汉、何叔衡等一批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成为当时社会的。
而历史上湖南形成的“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身实践”的湘学士风，以及涌现出来的变革如魏源、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等，都对爷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早期发起洋务运动的曾国藩、左棠、曾国荃等，都给爷爷一定的。他从《曾文正公家书》、《曾文正公日记》里吸取了一些精髓：“言士要转移，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爷爷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老师写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在一师，对爷爷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我的外曾祖父杨昌济。他要求学生“其理想”、“有心”、能“立定脚跟”，学问要“贯通古今，融合”，这更坚定了爷爷立志“于国于群”的人生。外曾祖父对爷爷非常欣赏和器重，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毛生，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先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梁启超）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爷爷以史为师为鉴，以天下名士为楷为模，眼睛始终盯住“做大事、做实事”的风云人物，地吮吸着他们身上最优秀的品德、最杰出的智慧，立志成为栋梁之材，勇于担当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在日本的下，准备接受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师生将反对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爷爷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从此对日本这个岛国保持了高度。
7月25日，爷爷就日本内阁重组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地觉察到日本亡我不死，大胆断言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不出所料，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我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20世纪初叶的中国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列强乘虚而入，反客为主，四万万皆牛皆马。爷爷哀民忧国，努力在中说里寻找“牵一发而动”的救国大道。1917年，他在鲍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批语道：
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成毁之大变化也。之毁也亦然。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新得，岂不愈于旧耶！
爷爷就这样一步步探求着旧世界的支点，在中寻找一根硕大的杠杆，思考着如何万众一心起来撬翻这个不属于人民的天下！
爷爷还批语道：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1917年8月23日，爷爷在给黎锦熙老师的信中还写道：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原。
而什么是爷爷的大本大原呢？他给自己不断地提出难题，尽管他“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但他身边已经积满了干柴，唯所缺乏的是火种。“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希望在茫茫暗夜中寻找到救国真理，来万里神州。
1917年4月1日，他写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昌济的推荐，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发表并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论文，全文约七千字。他在文章里开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他认为：身体是知识和的载体，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针对重文轻武的颓风，他提出了一个口号：“欲文明其，先自其体魄。”可以说，这篇《体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对体育这个运动形式的研究，爷爷是想借此提倡武勇和充满朝气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这期间，他还在日记里写下了那句在日后非常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可以说是他后来搏浪大海、畅游长江的源头。
1978年12月，在爷爷生日前夕，母亲终于完成了对爷爷体育思想的研究，写下了一篇《爸爸希望我们壮健和进步》。她在文中写道：
二十年前，爸爸迎着一月的寒风，在邕江冰冷的江水里，搏击风浪，进行冬泳锻炼。十二年前，七十三岁高龄的爸爸，仍以伟大的气魄，畅游的长江，游程达三十华里。晚年，他老人家腿不好，起坐都非常困难，仍然以惊人的毅力，拄着棍锻炼……要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爸爸的一贯思想……
爷爷从雏鸟变成搏击长空的雄鹰，从雄鹰变成展翅九万里、背负青天朝下看的北溟鲲鹏，即将献身到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风暴之中。
1918年4月14日，爷爷发起的一个崭新的——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成立会议。会议确立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风俗”的旨，了“不、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的纪律。不久，爷爷代替前往法国的萧子升担任总干事。
1918年8月15日，结束了五年半师范学校生活的爷爷，与李维汉、罗章龙等二十多名同学一起，第一次走出湖南，前往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原来，师范毕业的爷爷正在思考着人生去向，恰好收到了蔡和森从的来信。信中转告了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授的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而湖南政局混乱，“教育殆尽，必至无学可求”，所以他们结伴北上，借法国在华招募华工之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或者又是经费不足的原因，爷爷失去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出国机会。他既没有像罗章龙那样考进北大预科，也没有像蔡和森一样远赴法国，而是经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到李大钊任馆长的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昔日在报刊上仰慕的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等学者，现在他却可以直接聆听他们的甚至登门拜访。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图书馆“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几个“离经叛道”的思想家。但他在初次接触这些理论体系之时，并没有一下子把他们揽在怀里，他要在细嚼慢咽、消化吸收后再予以考虑。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无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此时，已经二十六岁的爷爷虽说还孑然一身，但他胸中装下的却是一个即将孕育的新国家。
在仔细研读爷爷的诗词作品的过程中，母亲感受到理论和实践经验给予了爷爷无限的信心。1923年爷爷在《贺新郎?别友》中说，“要似那昆仑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1925年，爷爷又写了《沁园春?长沙》，“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词作大气磅礴，充分彰显了爷爷的胸怀。1930年，爷爷创作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其中说道，“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字里行间，的豪情喷薄而出。母亲忍不住要去探究这一豪情的源头，她又一头钻进了历史材料中，努力从爷爷的人生轨迹中感受其思想转变。
1919年4月，爷爷在上海送走了第一批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会友之后，带着许多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回到长沙。经在修业小学任教的同学周世钊的介绍，担任了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员。在这里，他积极联络新民学会会友，准备进一步开展湖南的反帝。没过多久，五四运动爆发了。
过了没几天，学生联合会就派邓中夏回湖南向、何叔衡等介绍了情况，商量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的。
爷爷第一次跨出学界圈子，提出了“的大联合”思想。同时，根据爷爷的提议，湖南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由爷爷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7月4日，《湘江评论》首刊号正式出版。在《创刊宣言》中，爷爷用他那鲜明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呐喊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评论》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宣言》充分体现了爷爷大无畏的家品质，敢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高昂气概以及雄辩的家才能……
母亲一边寻访着爷爷的身影，一边被爷爷这种追求真理、探寻强国之的感染着，振奋着。她也不停地将少年的爷爷、青年的爷爷、中年的爷爷和老年的爷爷反复比照。她惊奇地发现，爷爷有很多儿时的天真、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冲动，都真切地反映在他的生涯中。有的安民的“蓝图”，在他最富有幻想的青少年时代设计的草图中都能找到缘由。爷爷一生提出的许多著名观点：号召知识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扫盲运动、体育运动、铲除吸毒等移风易俗运动甚至包括人动，以及全民皆兵等，都可以在他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中找到发端和轨迹……
在主编五期《湘江评论》的一个多月里，爷爷除自己动手编辑、排版校对，有时还要上街叫卖。他还先后撰写了四十多篇新闻、评论、杂文等，几乎抓住一切机会，全力开拓着《湘江评论》这块地。
爷爷的一篇长文《的大联合》，连载于第二、三、四期上，第一次热情讴歌十月：“俄罗斯贵族，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红旗军东驰西突，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也是第一次提出并号召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员、妇女联合起来，最终实现的大联合。并且预言：“中国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联合都先告成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引起很大轰动，远在主编《每周评论》的胡适，在第三十六期以“介绍新出版物”为题，特地向读者介绍和推荐《湘江评论》。《新青年》等激进刊物也纷纷转载或予以评价。同时，《湘江评论》也引起湖南军阀张敬尧的不满，他以宣传“过激主义”的将它停刊，解散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但是，爷爷撒播的火种已经开始燃烧，张敬尧岂能！
此后，爷爷一边继续向《大公报》以及外埠刊物投寄，一边热切地构思着他理想中的新时代——新青年的新中国。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上刊登了他的《学生之工作》：创造新蓝图，实行育，让学生在农村半工半读，再由这些学生创造新家庭，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以创造一个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设立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以后，把这些一个个新社会连成一片，国家便可以逐渐地从根本上成一个大的理想新村。
“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自湖南军阀张敬尧无理地《湘江评论》的那一刻起，爷爷就把火力对准了这个臭名昭著的军阀。9月中旬，爷爷召集原干部研究驱张问题，指出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两系发生内讧，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并开始联络人士，准备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2月2日，重新恢复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联络代表，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大会，遭到了张敬尧的武力。6日，公开发表《驱张宣言》，确定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致。这是爷爷以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领导的第一次湖南全省的。运动组织之严密、参与者之多之广、在全国影响之大，前所未有。在长沙各学校总的同一天，向、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派出驱张团。18日，爷爷率领赴京代表团到达，并迅速组织了“旅京湖南联合会”及“旅京湘人驱张委员会”，成立了平民通讯社，爷爷自任社长，起草并发出了大量驱张的、电文、通电、宣言，分送全国各大报刊发表。爷爷还直接向北洋国务总理靳云鹏面呈《》，一时在全国造成了强大的驱张浪潮。1920年6月，驱张运动最终在南方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驱张活动期间，爷爷与李大钊接触频繁，与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并肩战斗，并在他们举办的“亢幕义斋”（意即主义小室）阅读并油印了刘仁静翻译的《宣言》。
1920年5月5日，爷爷与彭璜等到达上海，与正在组织筹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上海主义小组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见面。爷爷向陈独秀谈了他将回湖南组织“湖南促进会”的一些计划，共同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讨论。
之后，爷爷回到长沙，应聘担任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还兼任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和一个班的级任（班主任）。9月15日，“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爷爷被推为干事，利用刊物系统地介绍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筹备派人赴俄罗斯实际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先后介绍、任弼时、萧劲光等十六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俄文，然后赴俄留学。
十月的曙光，尽管给爷爷了一扇大门，但中国的国情毕竟不同于俄罗斯，南方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力量对比还远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此情况下，爷爷又在书案前设计他的“湖南国”建设方案，试图利用湖南督军谭延闿的进步一面，进而首先把湖南成一个民选的、自治的、的。为此他又是拟制“湖南”，又是组织，但他没有料想到，谭督军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人物，一场和平失败了。
这一年的11月下旬，爷爷身心疲惫地离开长沙，回到韶山。但他没有气馁，频繁地与各地的同学保持着通信联系。爷爷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明确表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爷爷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到了，他历经曲折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厚礼——马克思的理论和十月的实践经验。
1921年元旦前夕，爷爷又回到了长沙。1月1日到3日，他与何叔衡等人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就“社会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激烈方法的主义、温和方法的主义、无主义”五个问题展开争论，以多数票表决赞成爷爷等人选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确立了新民学会的纲领，并由此形成了以爷爷为核心的长沙主义小组。
1921年6月29日，爷爷和何叔衡代表湖南主义小组，秘密前往上海法租界参加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爷爷和何叔衡来到上海，与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陈独秀派来的代表包惠僧共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三名，借“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在上海开会。“一大”从7月23日开到31日，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
自从有了中国，中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母亲就是用搜集资料、核查资料的方法研究爷爷，让爷爷的形象更加凸显，思想的演变过程也更加清晰。这样一来，我们与爷爷更加亲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