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最具盛名的史学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讲述了明清嬗代的过程。作者匠心独具，从、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国防诸方面的宏大背景之中，对明帝国如何最终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而清帝国又如何重建秩序强盛的过程，作了总体解剖和透视。书中多次提到作为明清两个王朝财赋之地、人才之地的江南地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今选摘这部名著中与江南、嘉兴有关的内容。
士大夫的
明朝晚期士大夫的出现，和17世纪20、30年代的朝廷党争，反映出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膨胀，及随之而来的将角逐同社会运动联系起来的一种新格局的发展。
上层社会的膨胀，在中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那里不仅涌现出许多富商大贾，中产家庭也明显增加了。晚明诗人王世贞曾提到“十七家大户”，其资产皆达50万两以上。著名的天主、上海县人徐光启，曾对其家乡的商人受到极大和羡慕的情形做过描述。还有人说，有的江南大户用每只重15两的金碗待客，用最精美的绣品作浴巾。收藏艺术品也是一种摆阔方式，富商们尤嗜于此，因为他们认为——据晚明一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说——一个人文雅还是粗俗，取决于他是否拥有古董。
与此同时，生员和秀才的数量上升了15倍，他们也前所未有地拼命要挤入大都市上层社会的行列。15世纪后半期，明朝开始监生资格。到16世纪，许多有钱人都有了这种监生头衔，因而可以参加乡试和出任下层。至天启年间，许多富裕的平民还购买最低一级的童试资格，成为生员。这些新兴的下层乡绅在本地并不很受尊重，因为那里的乡绅通常都有正式；但在外地，尤其在城市中，他们的身份却大大高于一般平民，享有终身的。这些常常落榜的生员或秀才，在长江三角洲各城镇形成了新兴的引人注目的阶层。他们艳丽浮夸的衣着举止，被当时人们视为性异常或社会异常现象。
谢肇浙（1567-1624）说，当时几乎所有官僚士大夫都有娈童。他们在京城外接客时，总是夸耀自己的相好是文人书生。据谢肇浙说，同性恋从晋代开始在中国出现，公元3世纪末曾盛行一时，所有士大夫都热衷此道。及至宋朝，由于的兴起，同性恋之风衰落了。但到明末，特别是在中国东南地区，又再次兴盛起来。常听人说，福建和广东是这种性行为的中心；实际上同性恋在江南也是常见的。南方官员——谢氏说——将此风俗带到了，使这里的酒店也出现了许多少年男妓（小唱），作为侍者和歌童为士大夫服务。这些娈童大多来自浙江的宁波和绍兴一带，还有一部分来自山东临清，故有“北”小唱和“南”小唱之分。
东林党人星便将经济衰退与挥霍浪费联系起来，极力奢侈之风。他说，当时的人们，不论男女，都追求华服美食，挥金如土。这种风气大约是从16世纪40年代兴起的，当时男子开始戴瓦楞帽，穿轻俏精美的暑袜和蒲鞋，宜兴出产的“黄草蒲鞋”尤为著名。华丽的饰服作为衰微和社会的表现，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假们特别提到，这些士大夫八股文极为严谨，但私生活却非常放荡，甚至发生反常的性行为（谢肇浙《五条俎》）。
用来购买华服与戏票，或在苏州茶馆中赌光输尽的大量钱财，不仅助长了都市中的奢侈之风，也耗尽了这些纨袴子弟之家族的财富，从而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动。昂贵的金银珠宝饰物，尤其是作成各种动物形态的精美头饰，在崇祯时期非常时髦。
世代显赫的望族
异常发达的家族——世代显赫的大户或望族——必须找到防止破产的对策。其中有许多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嘉兴有90多个大户，被时人视为望族。它们都能长盛不衰，有些甚至能使其财富和声望延续八代以上。其中有一姓维持了21代，一姓维持了18代，四姓维持了17代。潘光旦在其开拓性研究中提出的这91个大姓，是根据他们在地方志中的出现和其他衡量其声望的标准选出的。从其在巍科人物中所占之比例，也可看出这些家族的声望和长久不衰这一事实。
明代共有巍科人物440人，嘉兴府得12人，其中10人是上述91家望族的子弟。清代共有巍科人物520人，嘉兴府得28人，其中17人出自上述望族（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嘉兴位于江南和浙江交界处，确有某些经济上的有利条件，使当地士绅家族比较容易维持下来。15世纪中叶，嘉兴府增置属县，因而很容易通过在一县占田而在另一县落籍的办法来偷漏田税。因此，这种逃税现象的努力，被大族了（川胜守《浙江嘉兴府的嵌田问题》）。然而，嘉兴望族的财富和得以数百年不衰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采取了这样一种成功的手段，即为了使自己的家族获得新的人才与财源，精心筹划同那些正在上升的暴发户通婚。例如，以明末出过几个知名官员而著称的嘉兴沈氏，便常与当地那些有财力使自己的子弟接受教育的暴发户通婚：
石窗公（沈琮）择婿，鲜当意者；一日，抵郡，偶于竹马戏得包池州（包鼎），欲以女妻之。询其师，邀为媒妁。时池州父，布贾也，自以齐大非偶，逊谢不敢。公曰：“毋固辞，吾意已决，异日昌尔门者，必此子也。”归语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婿，包姓，鼎其名；他时名位爵禄，悉与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广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
嘉兴的望族也常相互联姻——在91家望族中，相互通婚的至少有280例，但其长久不衰的真正秘诀，是他们成功地将贵族文化对下层社会的同他们对新近上升为中产阶级的暴发户的接纳结合了起来。
由于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科举名士的大量涌现，这种结合成了望族为维持所必备的特征。如果说宋朝是以杭州和开封等大都会为中心的时期，那么晚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在这些大都会之外，又迅速发展起来一批大市镇（通常是棉花贸易中心）。从1500年到1800年，苏州、松江、常州、太仓、镇江、江宁、杭州、嘉兴和湖州地区，市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整个长江流域这一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到处都有名士。他们具有认同的强烈意识，又与大众文化有横向的联结。用功能分析的术语说，明朝晚期江南潜在的社会子系统比其他地区有更大的自主性。由于姓族、、或许还有经济子系统是相对和分离的，其身份的形成就更容易、更稳定。由于他们各处，便需要超越家族界线和地域隔阂而走到一起。因此，士人交往的传统形式——诗社、学社、书院——在这一地区便异常发达。
这些士大夫的，不仅体现出上层社会的凝聚力，也反映出16和17世纪大众文化素养的普遍提高。据1586年版绍兴府志载，当时如果不能用经典教育子弟，连最贫穷的人也会感到羞耻。从商贾到差役，几乎人人都识字。数百万人跻身科举，为迅速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庞大的读者队伍。但许多生员只知死背范文，和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五经。明朝末年，人们普遍认为，把时间全都用在钻研八股文上，会导致士大夫阶层的退化。后来，这种形式主义又被认为是明朝的原因之一。
周延儒与江南集团
在多数人看来，周延儒升任首辅意味着“江南集团”的成功。在大学士吴甡之下的“江北大臣集团”虽仍然存在，但所有山东籍阁臣（张四知、范复粹、谢升）都被免职了。因此，1641年的内阁大改组，意味着明朝中央集团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阁及六部逐渐落入了南方集团控制之下。结果，明朝末期，落在“江北”士绅肩上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直接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国家却越来越少了。
周延儒与复社的合作并不彻底。例如，1642年8月，周延儒曾张溥和张采的升迁。当时皇上问起二张和黄道周的情况，周延儒回答说，这三个人都是杰出的学者，但书生气太足，并怀有。例如，凤阳总督出缺，周延儒竟然接受了复社死敌阮大铖的推荐，让马士英出任此职。马士英来自贵州，是理财好手，曾因私吞而充军边地。阮大铖向周延儒馈赠黄金1万两，以求复出，并向朝廷举荐马士英。周延儒感到向皇上让阮大铖复出，显然过于唐突，因而只推荐了马士英。而马士英也是直到高光斗因连失五城被革职后，才得到了凤阳总督之职。
周延儒也的确履行了让复社所推重的官员掌握实权的诺言。他向皇上举荐了许多受复社的士人，其中包括刘周、范景文、郑三俊、黄道周、张国维、李邦华和倪元璐。虽然他们没有全部获得重要，但张溥——当时正大病缠身，至年底便病故了——还是看到了许多受薛国观的敢于直谏的言官被重新起用，因而得到了安慰。
1642年的复社年会仍在苏州虎丘举行，新的盟主是诗人李雯。许多少年才子前往参加，包括陈名夏和后来在1643年会试与殿试中荣登榜首的宋之盛。冒襄可能也出席了这届年会，尽管他对朝廷命运的关注远不及对个人私生活的兴趣。他失去了美人陈圆圆——她确有“倾国倾城”之色——使之落入了外戚田畹之手（田畹后来又将她转赠给吴三桂）。完全出于偶然，他再次遇到了同样可爱并一心委身于他的董小宛。当时，董小宛因为其父以她的名义在苏州到处借钱，已经债台高筑了。冒襄要将她赎出，唯一的希望是乡试中举。但1642年南京乡试，他再次落第。一切似乎都完了。那些为收回债款而希望冒襄成功的苏州债主们，又哄闹起来。这对即将陷入法律纠纷的情侣，将他们的困境告知了钱谦益。钱谦益钦佩冒襄的才气，也喜爱董小宛的聪慧。特别是他们的爱情带有强烈浪漫色彩，使钱谦益感到冒襄与自己气味相投（张履祥《重订杨园先生全集》）。
钱谦益的年岁比冒襄大得多，但他不久前也陷入了情网。他爱恋的是兼善诗词与弹唱的名妓柳如是。柳如是姓杨，名爱，字蘼芜，号河东君。柳如是最初在吴江卖艺，不久便成了天下名妓。她一心想嫁给一位和她一样声闻海内的男士，并看中了松江名士陈子龙。但陈子龙为人严正不易接近，她便转而投入了钱谦益的怀抱，1641年被钱谦益纳为妾。此后，钱谦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着柳如是，为她建了一座藏书楼，又将她扶为正房；他们俩在一起，似乎就是钱谦益的王士祯称为“神韵”的那种时代的体现。在钱谦益之流的爱情生活中，“公开的一面同隐秘的一面是并存的”。
出于对董小宛的深切同情，钱谦益决定伸出援助之手。他亲自赶往苏州，帮她还清了所有债务，赎回了堆在一起足有一尺高的借据。冒襄的学生将董小宛赎出后，钱谦益又在虎丘山下设宴为董小宛送行，然后用船将她送到如皋。董小宛到达如皋后，便成了冒襄的爱妾。自那以后，她日日厮守在冒襄身边，帮他抄写诗文，翻查史籍，赏玩字画，鉴定文物，演唱他喜爱的歌曲，或一起饮酒狂欢。
和钱谦益、柳如是一样，冒襄和他的爱妾也是那日薄西山的时代的两颗耀眼明星。
议和与抗战
康熙曾指出，明朝宦官确实多端，但导致明朝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宦官，而是党争，是明朝大臣为夺利互相倾轧，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不过，周延儒最后，并不仅仅是因为受贿。确切地说，他之所以陷入死地，主要是因为与宦官作对和贻误战机。
与此同时，前线局势又空前恶化。1641年，清军又取得了新的胜利。崇祯这才想起已故大臣杨嗣昌的忠告：不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于是，他杨嗣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派人向皇太极询问媾和条件。暗中皇上通过陈新甲与清朝秘密接触的，是山东籍大学士谢升。由于一时疏忽，崇祯给陈新甲的一份关于议和的，经塘报传抄于外——陈新甲不慎将议和放在案上。当时的书吏常常要将文书送交塘报。陈新甲的书吏见此文件置于案上，以为是普通文书，遂拿去交给了塘报官。不出所料，此事在复古派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皇上迫于压力，不敢对此负责，遂以越权为名，将陈新甲弃市。陈新甲被处死后，谢升也作为绥靖主义者受到，告老还乡，直到清军入关后才得以复出。
1642年3月19日，松山在清军长期下终于失守。清廷提出议和，要求将宁远以北、西至蒙古的关外领土划归清朝。崇祯由于对议和心有余悸，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讨论此事。4月2日，崇祯没有派使臣前去议和，反而令宁远守将吴三桂率4000人马，向阿济格所率驻守大山的清军发动。这次行动被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而清廷则从中领教了崇祯的背信弃义。他们再也不会向明朝提供议和的机会了。
（来源：《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作者：魏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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